中国人才测评之千年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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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测评之千年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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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人才测评”也走过了悠久而又光辉数千年历史。那么在古代，中国是如何进行人才选拔的呢？其测评思想又是如何发展的呢？人才选拔的制度又是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呢？

　　中国历来重视人才。伴随着这一现象，中国的“人才测评”也走过了悠久而又光辉数千年历史。那么在古代，中国是如何进行人才选拔的呢？其测评思想又是如何发展的呢？人才选拔的制度又是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呢？

　　从传说到信史
　
　　中国的人才测评，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史传说的尧舜时代。相传唐尧把帝位禅让给舜之前，对舜进行了多次的考验，《尚书·舜典》上说，“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考验合格，虞舜才名正言顺地继承帝位。如果说这只是传说，并非信史，那么周代选拔、考评人才的选举制度则已明文载于经典之中。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引王制载：“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乐官之长)论造士之秀者，以先于王，而升之于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位定，然后禄之。”由秀士而选士，俊士，造士，进士，层层筛选，最后司马对之从“德”、“行”、“艺”等方面加以考评，优秀者方报请国君委任官职。当时选士途径除了乡议推举外，“诸侯贡士”与“学校养士”也是重要的方面，举荐的人才由天子亲自考评，内容主要包括德行以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据《礼记·射义》上记载，“天子之制，诸侯岁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对于射艺的测试还采用了参照效标的计分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测评思想的“百花齐放”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他从德行、才智和气质等方面对人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影响深远。首先，孔子从德行方面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其次，孔子从才智方面将人划分为上智、下愚和中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最后，孔子从气质角度将人分为狂、狷和中行三种：“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的“狂””即敢作敢当，用于进取；“狷”则谨慎拘谨，有所不为；“中行”则是言行合乎中庸，介于两者之间。而关于人才的选拔，孔子则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即“观其所由，察其所举，视其所安”，进行全面，长期的考察，才能达到“知人”的目的。

　　荀子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他除了继承孔子的君子、小人观之外，又根据德行，将人进一步细分为通士（德才兼备的人）、公士（公正的人）、直士（正直的人）、悫士（诚信的人）、小人五种。他提出：“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中国古代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人格分类系统则是《黄帝内经》中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所做的区分。它一方面从阴阳之气出发，把人分为太阴之人，少阴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少阳之人，太阳之人。另一方面从五行出发，将人分为金形之人，木形之人，水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前者侧重于心理，后者侧重于生理，两两相配，又形成二十五种复合型之人。就阴阳五种人格的本性而言，《黄帝内经·灵枢》中写道：“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容，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此少阴之人也。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得意自足的样子），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阳之人也。少阳之人，是谛（做事精细审慎）好自贵，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

　　人格分类的目的为选拔而服务的。正如孟子所提出的：“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而“知人”的方法，比较著名的则有庄子学派的“九徵”，鬼谷子的“揣情”以及《吕氏春秋》中提出的“八观六验”法。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一书《内篇》为庄子本人自著，《外篇》、《杂篇》可能出自后人，但都不晚于战国末期，基本上反映了庄子学派的观点。庄子认为知人甚难，“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只有通过反复地观察，试探，考验，才能够辨明贤愚：“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忠诚），近使之而观其敬（礼节），烦使之而观其能（能力），卒然问焉而观其知（知识），急与之期而观其信（诚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仁爱），告之以危而观其节（气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行为），杂之以处而观其色（是否好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庄子·列御寇第三十二》）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

　　鬼谷子是先秦纵横家的代表，《鬼谷子》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中的《揣篇第七》专门提到了测探他人心理的方法：“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失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探情”。这就是说，通过观察人在极高兴或极惧怕时的好恶表现，可以了解人的内心真情，故名“揣情”。

　　而《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法则直接从庄子学派的“九徵”发展而来。《吕氏春秋·论人》中这样说道：“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仁，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这六大测验目标：“守”，指操守；“僻”指邪念恶行；“节”指气节；“特”指突出的才能；“仁”指仁爱之心；“志”指远大的志向，基本包含了人才测评的各大要素。

　　察举、征辟与九品中正制

　　汉朝的选举主要有察举与征辟两类。察举源出先秦的“贡士”、秦代的“荐吏”，故又名贡举、荐举，是由下而上推荐人才的制度。察举又分制举与常举两类，制举即特举，是根据需要举行的临时性察举，往往在天地灾变，国家多事时进行。常举是制度性的察举，分为二科，即郡举孝廉，州举秀才（又称茂材）：“孝廉”指孝子廉吏，看重的是德行；“茂才”的标准主要是淳厚、质朴、节俭及谦逊。

　　征辟是征召和辟举的简称。征召，由皇帝下诏，直接委任要职。辟举，乃三公选用僚属，担任公府掾史，日后依政绩升迁，均是由上而下选拔人才的方式。

　　最后一种选士方法是从太学生中选举人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后，设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并建立太学，选取各地优秀人才入学随博士习五经一年，期满加以考核，能通一经以上成绩优异者，随即授以“郎官”；成绩中等者则派为地方官。

　　进入魏晋南北朝，选举制度又向“九品中正制”转变。早在《汉书·古今人表》中，班固便把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中正”指专门司职品评人物的中央官员，在此制下，所有人员均由中央政府区分品级，作为任用及升迁标准。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人物志》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人才学专著，其中对如何鉴别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等问题都做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人物志》的作者刘劭，字孔才，是魏国人，曾做到陈留太守，赐爵关内侯。《人物志》共三卷，分《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等十二篇。在书中，刘劭根据阴阳五行生成说，类推出五德：即木骨（弘毅）、金筋（勇敢）、火气（文理）、土肌（贞固）、水血（通微），并在此基础上把人的性格分为十二种，对每一种性格的总体特征及其优缺点予以界说，主要包括：（《体别第二》）。

　　强毅之人，狠刚不和；柔顺之人，缓心宽断；雄悍之人，气奋勇决；

　　惧慎之人，畏患多忌；凌楷之人，秉意劲特；辨博之人，论理赡给；

　　弘普之人，意爱周洽；狷介之人，砭清激浊；休动之人，志慕超越；

　　沉静之人，道思回复；朴露之人，中疑实（石舀）；韬谲之人，原度取容；

　　从智勇关系出发，刘劭又将人分为英才型、雄才型和英雄兼备型。《人物志》写道：“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而关于“知人”法，刘劭也提出了“八观五视”。何谓八观？“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寒。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何谓五视？“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

　　相比之下，诸葛亮在《心书·知人性》中提出“知人七法”（“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辨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实，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则是对庄子学派的“九徵”、《吕氏春秋》中的“八观六验”以及刘劭“八观五视”的总结和发展。其中前四者（提问、诘问、询问、告诉）是问答的方式来观察、测量人心，而后三者（醉之、临之、期之）则是通过情境模拟加以考察，以全面衡量人才的素质。

　　科举制度的建立

　　隋唐之后，科举制度逐步确立，从此成为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唐代科举分科较细，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律令、文字、数学的专门科目，选择专门人材，录取后只在与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进士科在唐初时沿袭隋朝只考“时务策”，即对时事和政治的看法；唐太宗时加考以经书或史书内容拟出的策问题；高宗时又加考《老子》及其他“杂文”题，形成“三场考试”；玄宗时转为兼考诗赋，而且诗赋成为最主要的考试内容。明经科则注重考察儒家经义，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也分三场考试，第一场为“帖经”（类似于填空题），第二场口试，第三场为时务策。建立在公平考试基础上的选拔制度与以往的察举征辟相比显得更为全面客观，但可惜的是，随着时代前进，科举制度却被条条框框所束缚，日趋僵化，最后反而成为进步的阻力，终于在1905年被彻底废除。从此，中国的人才选拔与测评制度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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